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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8年10月15日 08:42:08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中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育规模扩大、教育布局渐趋合理、教育质量有所提高。战时中等教育既有强烈的战时特征,又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时期中等教育的发展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的缘故,其次也是由于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使然,还有就是国统区战时经济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关键词:中等教育;抗战时期;国统区;


  一、战时中等教育发展概况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等教育,虽然在战争之初受到日军的严重摧残,但通过艰难的迁移与重建工作,不仅在抗战的后方很快恢复,而且在战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规模不断扩大


  抗战初期,由于战争的影响,中等教育一度遭受严重损失。但由于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意志,尤其是在广大爱国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中等教育仍然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1937年春全国共有中等学校3264所,学生627246人[1]。虽然“七七事变”后因受战争影响而有所减少,但自1938年即开始回升。至1943年已恢复到战前数,当时中等学校有3455所,学生1101087人[1]。1945年第一学期全国则有中等学校4500余所,比1937年春增加38%;学生1394000余人,同比增加122%[2]。


  (二)教育布局渐趋合理


  抗战以前,各省的公私立中学往往集中在各省主要城市,而偏远县份的教育十分落后。为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教育部于1938年通令各省实行中学分区制,依照省内交通、人口、经济、文化及现有学校的实际情况,酌情划分学区。每区内的中学应有适当的分配。每区内以有高、初合设的中学一所为原则。无省立中学者,应设联立中学,或择一私立中学予以充实整理,以作楷模。每区内应设女子中学1所或于中学附设女生部。以湖南为例,湖南省在战前,全省公私立中学集中在长沙、衡阳、常德等城市。为均衡省内中学的设置,1941年湖南省将全省划分为十个中学区,每区设立省立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各1所,县立中学、私立中学也在分区设立原则下同时增加。至1943年,全省省立中学达13所,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20所中学,在校学生达300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有600多人[3],中学教育由此得以均衡地发展。


  (三)教育质量大大提高


  抗战爆发后,大量的文化教育机关纷纷内迁。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专家的到来,不仅提高了教师队伍的素质,而且将先进的招生、考试制度、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及学校的管理理念带进落后的西部地区,促进了大后方教育质量的提高。一些著名学者直接参加了对川省教育的指导,像冯友兰、梁漱溟、姜亮夫、余介石、戴安邦、叶圣陶等专家,都曾执教于川省暑期教师讲习会,为中小学教师进行示范教学[4]。内迁院校还对当地中小学进行了直接的教学支援。如武昌华中大学迁入大理喜洲后,其教育学院三、四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要到当地五台中学实习,有的教师也去兼课。8年中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高、初中毕业生,仅华中大学招收的云南学生就达300多人。而在此以前,喜洲全镇仅有大学生3人[5]。


  二、战时中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纵览抗战时期国统区中等教育的发展,难免留下时代的烙印,归纳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强烈的战时特征


  为适应抗战和服务于抗战,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学学生的军事训练。1937年12月,教育部颁布《高中以上学校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规定高中以上学校“应加紧实施业经教育部规定之特种教育,预备从事后方服务,以协助军事推进,发挥国防教育之实效”[6]。1942年11月,国民政府提出“各级教育应以军事化为中心目标”,实行教育军事化,要求配合军事要求,修订教材与课程。其中规定小学与初中教材,应注重童子军训练,并加入各科军事常识及兵役要义;高中课程必须与军事教育科目程度相衔接。在国民政府的号召下,地方学校的军事训练广泛地开展起来。据统计,自1937-1945年,中等学校受训学生数为463235人,其中高中学生233081人[7]。对学生的军事训练,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了学生的军事技能,激发了学生参军卫国的热情,为支援抗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浓厚的政治色彩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学生的思想控制。1938年,教育部颁布《青年训练大纲》。大纲除了要求对青年学生施以人生观、民族观、国家观及世界观的教育外,还特别将信仰、德行、生活、服务、体格列为训练的要项。而训练方式包括日常生活和教学课程两项[8]。从内容上看,该大纲既有对学生施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人文主义教育的合理要求,也有对传统美德和文明生活的提倡,还有“信仰领袖,服从领袖”、“时时刻刻以领袖之言行为念”等愚民教育。1939年,教育部又颁布《训育纲要》。其核心内容即蒋介石一贯提倡的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和民族精神的主张。1938年,教育部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开始在中等学校实行导师制。1944年6月修改为“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其要旨是:中等学校每级设导师一人,由专任教师担任。导师应采取个别训导和团体活动的形式,对于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习及身心发展等,实行严密的训导;对于学生的个性、思想、学业、身体状况等都要作详细记载,并针对学生缺点提出改进意见,每学期报告教导处两次。每学期结束,教导处应将考察结果通知学生家长[9]。


  训导制的实行,表面上对学生施以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以促成学生养成健全人格,但其实质是向学生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愚民思想,加强对进步学生思想及行为的控制,使其甘心服从其专制统治秩序,这便自然表现出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效力的浓厚色彩。


  三、战时中等教育发展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统区中等教育一度严重受损,但旋即很快恢复并获得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正确的措施


  一是创办国立中学。从抗战爆发至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创办国立中学34所,用以解决从战区撤退至后方的中学师生的就业与就学问题。国中创办初期,学生除了被免除各项费用以外,其他如伙食费、制服费和书籍费均由教育部按各校人数发给。为了使从战区流亡到后方的学子安心学业,教育部于抗战中期又实行贷金制,要求学生就业后偿还。到1943年,又改为非常时期公费办法,而享受公费的“以沦陷区学生占多数”。国立中学师资力量强,教育质量高,带动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稳定后方和增强抗战建国的力量是有积极作用的。二是建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于临近战区重要地点,分设招致站、登记处、接待站、训导处、训练班等机构,办理战区学生的招致、救济、复学和就业业务。据统计,自1938年起至1945年底止,前后登记的学生达30余万人,其中尤以中等学校学生为多[10]。三是设置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实施战区教育。抗战爆发后,教育部本着“在沦陷区域之各级教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绵文化之生命”的目的,于1938年底拟定了《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将沦陷区划分为50个教育指导区,选派“意志坚强,思想纯正,具有牺牲精神及教学经验”的教育指导员28人分赴平、津、鲁、苏、皖等地,从事战区教育工作。1939年5月,正式成立“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重划沦陷区为70区。至1945年止,凡战区教育指导员活动所及之处,均设有教育研究会、文化协会、战区教育工作队等组织[10]。战区教育工作在防止战区青年被敌伪利用及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四是试行六年一贯制中学教育。1939年,教育部为改进中学教育,除继续实施中学“三三制”外,专门指定国立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及川、黔、滇、陕、甘、宁、湘、赣、浙、闽等省市教育厅,选择1至2所办学优良的中学试办六年一贯制中学。其办学特点是:采用连续一贯的教材,加深教学内容,专作升学准备。此项试验对推动中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广大爱国师生的共同努力


  除国民政府付出诸多努力外,广大爱国师生深明大义、同舟共济,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坚持办学与读书,也是这一时期中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抗战时期,虽然中学教师待遇有所提高,但却抵不过物价的飞涨。教师们在温饱也难维持的条件下,以一种为国育才的敬业精神,如吐丝的春蚕,默默地为教育事业作出了最大的奉献。据1941年秋季入学国立十四中的黄荣祺回忆,该校教师“多是中央大学毕业,有学者的风度,严谨的教风,爱才、讲民主、富正义感。教好学生,争取抗战早日胜利,收拾破旧山河是他们的共同愿望,他们教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培养我们做一个真正的人。”[11]


  学子们的生活也很清苦。据一位在国立十四中“度过了整个的中学生时代”的女生回忆,该校伙食较差,“早餐一律是稀饭和一盘煮黄豆、豆腐干之类的小菜,有时稀饭掺和了头天的剩饭同煮,中餐只有两个菜和一桶清汤,菜是最便宜的豆芽、豆腐、胡萝卜等,只有在重大节日才加几个荤菜”[12]。然而,学子们都很勤奋:早晨,有时在拂晓,“田畔边、教室里,早就是朗朗不绝的读书声了”,“这在每个学校里似乎是一种风气”,下午2节课后,“好静的同学要在图书室或深林竹丛中才可寻到,彼时他们多半是手不释卷”,夜晚,“没有电灯的学校只好两人共一盏墨烟熏人的桐油灯,大家默默无声地完成各自的作业或自习,以自己的勤劳向学来化解因战争带来的苦恼。在他们的心中只有等待,等待着抗战的胜利,以便把今日所学的知识‘献给国家,献给民族,献给全世界’”[13]。


  (三)战时经济的发展为中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后方受战争的破坏相对较少,使后方无论教育还是经济都有了发展的可能。后方各省份工业水平在战前很低,仅有符合工厂法的企业237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稍具规模的工厂几乎没有[14]。抗战开始以后,大量工厂内迁,带动了大后方工业的迅速发展。至1943年,后方各省已有符合登记的企业4524家,资本总额26.37亿元,工人总数273336人。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竟增加了164倍[15]。而农业经济也在国民政府的扶持下,呈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因此,工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据统计,1937-1945年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百分比年均2.44%,仅比战前的30年代年均数减少1.1个百分点,甚至1944年的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的3.54%,与战前平均数持平[16]。教育经费的保证,使得战时教育的发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而国民政府尤其注重中等教育,如创办国立中学并承担了其几乎全部的费用,即是明证。地方政府也颇重视中等教育的发展,如湖南省,1937年至1942年全省的教育文化经费开支中,中等教育经费每年几占全年投入的一半以上,仅1941年度的中等教育经费开支就比1939年度净增了300多万元,因之“中等教育发展最快也就在情理之中”[3]。


  正是在多方的努力和多种因素的促成下,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等教育事业在遭受战争的破坏后,迅速得以恢复并持续发展,弦歌不辍。